高福進 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在上海城市歷史文脈發(fā)展進程中，江南文化扮演了重要角色。2017年12月，上海市委書記李強明確提出，“要打響‘上海文化’品牌，豐富的紅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是上海的寶貴資源，要用好用足”。首次把江南文化提到上海城市戰(zhàn)略性資源的高度。2018年1月，《上海市城市總體規(guī)劃（2017－2035年）》發(fā)布，強調加強總體城市設計，形成“擁江面海、枕湖依島、河網(wǎng)交織、水田共生”的自然山水格局，塑造國際化大都市和江南水鄉(xiāng)風貌特色。這進一步凸顯了江南文化在上海城市發(fā)展中的重要地位。
何為江南及江南文化？“江南”原本與“江北”“中原”相對，泛指長江中游以南的廣大地區(qū)，但由于行政建置的變化及習慣等因素， 歷史上各個時期江南有不同的含義。在先秦秦漢典籍中，江南就是指長江中下游以南廣大地區(qū)。江南文化是在中華傳統(tǒng)文化基因的基礎上逐步融進地域特色文化要素，它既包含著傳統(tǒng)文化之精髓，亦包括江南各地的豐富多彩、不同地域的文化風貌。
江南文化主要包含三個層面，一是“江南物質文化”，二是“江南社會文化”，三是“江南人文文化”，而就上海而言，上海的江南文化則主要是兼容周邊各地相關內容，“不僅江南文化始終是上海文化的核心資源，上海文化也因江南文化的滋潤而呈現(xiàn)出迷人的大都市魅力和氣質”。
就上海而言，上海地區(qū)的江南文化兼容上述內涵，同時又將這種文化加以拓展、豐富，由于地理區(qū)位優(yōu)勢，尤其是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歷史背景（包括20世紀百年的變遷），上海的江南文化呈現(xiàn)出典型的移民文化之特征：以吳越文化為主體，兼納其他各省市區(qū)域的文化，如齊魯文化、湖廣文化以及四川、安徽等各地的文化。若將視野繼續(xù)投放到改革開放數(shù)十年來，那么包含飲食、服飾等文化內容的各種文化也在上海地區(qū)綻放：西北、西南、東北各地區(qū)的區(qū)域文化尤其是少數(shù)民族文化。
上海的江南文化源遠流長，上海開埠前的文化也屬于江南文化，雖然那時江南文化的中心在蘇州和杭州等中心城市，上海僅是處于江南文化的邊緣地帶，但畢竟同屬一個文化圈中，不免受到江南文化的熏染。開埠后，特別是太平軍掃蕩江南之后，上海迅速取代蘇、杭等江南傳統(tǒng)的中心城市，一躍成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上海也由江南文化的邊緣躍居江南文化的中心。這主要是因為移民造成的，因移民是文化移動的主要載體。上海是一個典型的移民城市，國內移民來自18個省區(qū)，江南移民人數(shù)最多，其中又以江蘇、浙江為最多。
江南文化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特質是與中華民族文化這個大系統(tǒng)內其他文化進行比較而言的。正如有學者所言，黃河文化敘事的核心是“政治－倫理”原則，而江南文化的精髓在于“審美－詩性”精神。其具體表現(xiàn)為：
首先江南文化具有柔性的特點。這種特征在遠古時期即已開始展現(xiàn)，隨著歷史的推移，江南經濟文化地位不斷上升，表現(xiàn)得越來越突出。人們普遍認為這與江南的“水”性特征相關，水性在中國傳統(tǒng)思維中是與“柔”、“靈動”聯(lián)系在一起的。生活于江南清麗自然環(huán)境中的人性情多柔和，情感細膩而思維活躍。青山秀水，茂林修竹，不僅使人們熱愛自然，也使人們感覺敏銳，不僅啟迪遐思，更可以滋潤靈性。故而江南在經濟發(fā)展以后，藝術文學不斷發(fā)展。從南朝開始，江南士人性情多清俊秀逸，與山東士人的儒雅、敦厚，關隴、燕趙士人的剛直、豪爽構成鮮明的對比。
其次江南文化具有剛性的特點。在長期的征服江河海洋的過程中，江南居民又養(yǎng)成剛毅的品性，形成心胸曠放、豪邁勇武的氣質。如早期大禹為民除害治理水災的傳說，體現(xiàn)了不怕挫折勇于犧牲的剛強品性。而吳、越舉世聞名的青銅鑄劍和令人回腸蕩氣的兩國爭霸使這種剛性特征表現(xiàn)得更為突出。典籍中對江南居民愛劍好勇、輕死易發(fā)的記載，就說明了早期江南的這種剛性特征。魏晉南朝時期，上層社會已經普遍崇尚文教，但下層的民風還是勇悍剛強的。唐代亦然，江南文士在魏晉玄學、名士風流以及佛道思想的影響下，狂逸、放曠的人生態(tài)度非常突出。這都是江南文化的剛性精神在江南文士身上的表現(xiàn)。江南文化的剛性特征與柔性特征是并存的兩個方面，早期剛性顯著一些，魏晉以后柔性顯著一些，但還沒有完全失去勇悍的剛性特征，江南文化全面的細、柔恐怕要到明清以后。
第三是江南文化具有尚文的特點。江南因為移民很多，各地人才帶來了深厚的文化積淀。江南的文獻典籍、經史子集，浩如煙海。吳越地區(qū)物產豐饒，漢代就很有名。東晉以后，漢族政權南遷，對江南的不斷開發(fā)，使得江南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這又直接刺激了文教的興盛。再加上東晉南朝的統(tǒng)治者多愛好文學，對江南文學的發(fā)展也起到了推動作用，江南士族多以文才相尚?！皷|晉南朝世家大族擁有政治與文化雙重優(yōu)勢，使得他們的內部出現(xiàn)眾多文學藝術之士，甚至代代相傳，出現(xiàn)眾多文學藝術世家?！保ň板跂|：《江南文化與唐代文學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 60 頁）這種崇文尚學的風氣，對后來的江南社會產生了深入持久的影響。在后人的心目中，江南無疑是人文勝地。
第四是江南文化具有開放性與包容性的特點。江南文化自古至今是不斷地吸收、融合周邊的區(qū)域文化，充分顯示了其開放性、包容性。江南文化的開放性是其不斷向前發(fā)展的重要原因，也使得它內涵豐富、個性鮮明。江南文化的發(fā)展是與其他異域文化的相互學習、相互汲取分不開的，吳立國之始乃因太伯奔吳，正說明了這種交流由來已久。秦統(tǒng)一中國后，采取大規(guī)模徹底的文化統(tǒng)一政策，并開始大規(guī)模移民江南。江南文化的個性被中原文化所掩蓋，但也正是由于中原文化的強勢影響，而使江南文化接受了新的充實與整合而蓄勢待發(fā)。東漢以后江南的文化優(yōu)勢就開始逐漸建立起來了，后來許多著名的江南人物其先祖都是此時從北方遷移到江南的。六朝時期佛教在江南的迅速發(fā)展以及唐代禪宗在江南的廣泛流播都說明了江南文化的開放性。唐代安史之亂中及其后北方士人大量避居江南，江南本土士民對待其中的富有才學之士往往是欽佩有加，而且江南子弟多跟從這些南來的文士游歷。江南沿海在唐代還是對外交流的重要口岸，這也易于使人視野開闊，容易接受異地文化。
2018年5月14日下午，上海正式對外發(fā)布《全力打響“上海文化”品牌加快建成國際文化大都市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簡稱《三年行動計劃》），上海紅色文化品牌、海派文化品牌、江南文化品牌全面打響。當下，研究好江南文化就是為了更好地傳承、發(fā)展、弘揚中華文化，江南文化是構筑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照《三年行動計劃》去落實，筆者建議應具體做好四個“加強”：
加強關于江南文化的文藝創(chuàng)作和文化傳播。聚焦從盤古開天辟地到大禹治水的神話傳說蘊含的體現(xiàn)中華民族獨特精神追求的價值理念，組織開展多藝術品種創(chuàng)作、多學術門類研究、多產品系列開發(fā)、多媒體渠道宣傳，傳承中國智慧、弘揚中國精神、傳播中國價值，為中華文化培根固源，為中華民族塑魂鑄魂，為世界和平與發(fā)展貢獻智慧力量。
深化有關江南文化的學術研究。集聚全市乃至全國的研究力量，加快推進江南文化的發(fā)掘整理研究，深入研究闡釋江南文化的產生源頭、演變脈絡、要素體系、鮮明特質和江南文化蘊涵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以及江南文化的歷史地位和時代價值等，著力打造江南文化研究高地，為傳承弘揚江南文化提供有力學術支撐。
加大力度推進關于江南文化及歷史風貌的保護和傳承。加強對具有江南特色、凸顯城市特質的歷史文化風貌的整體性保護，重點加大石庫門里弄建筑、優(yōu)秀歷史建筑、歷史文化街區(qū)、歷史文化風貌區(qū)特別是江南水鄉(xiāng)特色小鎮(zhèn)的保護力度，加強對國家級歷史文化名鎮(zhèn)名村和傳統(tǒng)村落的保護、改造、利用，加強對工業(yè)文化遺存、抗戰(zhàn)歷史遺存、名人故居等的分級分類管理保護。
關于江南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創(chuàng)新。保護好重要古建筑、重點文物，建設好遺址保護場館。充分運用新技術提升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保護水平。協(xié)調全市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打造非物質文化遺產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平臺，振興老字號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品牌。加強對古籍的保護、整理、出版和研究。以有利于文化遺產保護為前提，開展創(chuàng)造性轉化利用，激活文化遺產生命力。
總之，對于上海這座城市而言，文化遺產可以說是一種非常寶貴的經濟、文化及社會資源。上海的穩(wěn)定發(fā)展，需要有效提升城市歷史文化特色涵養(yǎng)，促使城市文化更具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