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wǎng)：智庫中國與中國智庫一路同行，歡迎收看智庫中國特別欄目《百家智庫訪談》，我是主持人毅鷗。今天我們走進了中國社科院財經(jīng)戰(zhàn)略研究院邀請到了高培勇院長，和我們一起來聊一聊財經(jīng)院作為國家高端的智庫，是怎樣擁有今天的學術影響力和決策影響力的。高院長，您好。
高培勇：你好。
中國網(wǎng)：我記得您曾經(jīng)說過，智庫它是不同于一般科研機構的這么一個組織，它有自己獨特的這種運行規(guī)律，是怎樣的規(guī)律？
高培勇：我們是2011年12月份組建的智庫，因為我們這個智庫它不是高樓萬丈平地起，它是在原有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jīng)濟研究所的基礎上組建的，所以對于我們這樣的智庫而言呢，它就有一個轉型的這樣一個任務，原來就是一般的學術研究機構，我們叫學術機構，現(xiàn)在說轉型智庫了，那么怎么轉型？實際上應當講我們是走過一段彎路的。
最初因為在學術機構基礎上做智庫呢，大家認為就是研究力量的一種重新配置。比方說我本人是原來搞財政科學研究的，那么就是說你今后更多的加強一些應用型的這種課題研究，對基礎性的課題就少做一點。大家最初就把它理解為一種研究方向啊，資源配置的一種重新調整，應當說這樣做非常之容易，就好像在一個體制、機制根本不變的條件下，我們把生產(chǎn)任務調整調整就可以了，但是在實際做的過程當中發(fā)現(xiàn)絕不是這樣，這個智庫典型的定義它是以提供決策咨詢類產(chǎn)品為主的這么一種學術產(chǎn)業(yè)，所以你看它的產(chǎn)品跟一般的學術成果就有很大的差異，你比如說一般的學術成果，我不是把它作為一個學術觀點提交給大家，至于它對與錯能不能適用，我可以沒有過多的考慮，就是我的一種觀點，我要堅守它，甚至我的一生都要維持這樣一種觀點都是可以的。但是決策咨詢類產(chǎn)品呢，它是直接做決策支撐的，因而它就沒有多少回旋的空間。
我們換句話說就是沒有隔熱層，直接就可以供決策層參考，因而這種產(chǎn)品決策類產(chǎn)品，用我的話講是具有人命關天的性質，就好像是醫(yī)生開藥方，醫(yī)生開了藥方不管如何，只要患者服用，他就有生命危險，可能治好病也可能要了你的命，這時候就比較較真了。
整體的運營就不能像學術研究機構那樣，說你的關點你的學術這種見解只是你個人的，而決策咨詢類產(chǎn)品，它是要服務于整個社會的，這是要真刀真槍的干，我們提的是這樣，得真正能解決問題這種產(chǎn)品，這樣一來它就牽扯到一個研究方向、研究范式、研究機制，整個與我們的話講就是整個體制機制的一個再造的過程。在按照這個方向往下走下去，這個差異大著呢，這個差異很大，你比如說要一個普通的，像我們以往那樣的財貿所這樣的研究機構，那么平時的這種整個研究計劃，科研組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建立在個人自愿的基礎之上，我偏好什么我就研究什么，我擅長什么就研究什么，對吧，但是智庫不是這個樣子運行的，智庫說這個社會需要你研究什么，你作為國家級的一個機構，上一級要求你研究什么，你就得研究什么。因為你這種硬性的直接附庸決策的這種產(chǎn)品，它不是簡單的學術觀點。
中國網(wǎng)：為什么？
高培勇：它是直接投入運營，對中國的這種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對廣大百姓的這種福祉改善，都是有直接影響的，所以這種調整是非常重要的，我的意思是講要認識到智庫，它作為一種決策咨詢類的產(chǎn)業(yè)，它一定有不同于一般意義的學術機構那樣的一種特殊的規(guī)律，只有按照這個規(guī)律來建設智庫。用現(xiàn)在的話講叫做適應并引領，這樣一個智庫的發(fā)展趨勢，你才可能把這個智庫建設好，我想這是當時提出這個規(guī)律時候的一個重要考慮。
中國網(wǎng)：也能聽見出來，在咱們財經(jīng)院這五年的時間里面，您是有很多這種轉型的心得，您覺得哪些事情是讓您記憶最深刻的？
高培勇：要我覺得最深刻的，至少有那么兩三件吧，比如說第一件轉型智庫，轉型智庫不僅僅是一個機構的轉型。對于工作在這個學術機構所有的學者都面臨著轉型，大家都知道學者一般比較清高，他愿意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兒，愿意做自己擅長做的事兒，甚至為之投入一生的精力都在所不惜，在做智庫學者和一般學術機構的學者之間呢，大家得需要有一個思想的轉彎過去，有人認為就是我終身是做學者的，不要做學術。你讓我圍著這個決策機構轉，做支撐決策的這樣一種研究，就覺得不是我原來追究的那個學術的味道，大家講我要有獨立，我要講究科學，我要講究客觀啊，如此等等。
最初中國社科院黨組決定把財貿所改建為智庫的時候呢，我們在財經(jīng)院的范圍之內是有一場大討論的，盡管這個事兒已經(jīng)定了，但是必須要讓大家轉彎，轉彎就得有轉彎的說法，不能簡單的說上級讓我們做智庫，大家低頭研究就要隨著智庫的運行規(guī)律來轉了，而不再是過去的那種一般的學術機構了。更簡單的說法是不行的，學者較真你得講道理，那么我們在大討論的基礎上，引導大家注意這樣一件事兒，就是做學術研究它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做學術研究在學術道路上的發(fā)展，它的最高階段是什么？我們就研究說大家討論吧，討論的結果就是逐漸逐漸大家能明確到一件事情上來。我們發(fā)現(xiàn)做學者，隨著這個學術研究時間的推移，他的學術這種研究的積累會不知不覺的走到一種境界。
這種境界說的不一定準確我們叫指點江山，是這樣的吧，像一些大學者他在講的時候，一般你跟他談話，在任何場合哪怕是在會議上做個發(fā)言，跟大家做個交流，他往往自覺不自覺的會走出他的那個象牙塔，走出他那種相對復雜的學術研究，而走向指點江山的這個層面上來。指點江山是什么呢？實際上就是對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對一個經(jīng)濟體，它的經(jīng)濟前行，在事關國家、事關百姓這種命運和福祉問題上，發(fā)表自己的見解，他發(fā)表自己見解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影響人類社會的發(fā)展進程。我們說做學問啊做到深處，實際上就是做決策的這種分析，這樣的研究下來呢，就會看到了學術研究的最高境界，其實就是做智庫研究。
因為做任何事情，其實都是供需兩個方面交互作用的結果，整個社會大分工當中，讓你做學術的，學術不是讓你孤芳自賞的，學術不是說我批了一些資源，讓你在那自得其樂的，這不是做學術最終的目的。學術的目的最終是應用，只是說有的離這個應用近一點，有的離應用的這個境界遠一點，比較基礎的研究，更多的是生產(chǎn)理論的，但是這個理論是干什么的？是指導實踐的，它不是直接應用實踐的，中間有一個過渡階段。應用性研究直接服務于實踐，它直接就可以在理論基礎上去直接投入應用，這不管是哪樣一種研究，哪樣一種學術，最終是瞄準應用，沒有用的學問是不存在的?；蛘哒f它是不被這個社會所接納的，也不應當為之投入資源，大家就逐漸逐漸理解這樣一個意思，實際上我講它的學術研究最高境界是做智庫研究，實際上是代表著學術事業(yè)的成功，這是一條。
然后接下來我們又講，分析這個學者的成長道路，就是你看他整個學術，我們叫學術人生，仔細說起來是大體分做幾個階段的，一般第一階段是干什么呢？我講是從學校畢業(yè)以后，第一階段我們說是寫論文的。 第二階段就是寫專著，第三階段就是寫教材。
寫教材是什么呢？是通實的一種東西了，它不是說我個人的觀點，一定是能夠為大多數(shù)人，為這個社會所認可的這個定理、定律，就是這些基本的理論和基本的方法。
但是再往前走寫什么呢？寫奏折，就是對這個社會發(fā)展的建議，你看大學者們走到最后的時候，往往就寫很短的東西了。在報上發(fā)表一個幾千寫字的東西，給黨和國家提供千方百計的政策建議，寫這個東西就寫的多了。所以你分析過來他的發(fā)展過程就會看看，往往寫論文是打基礎的，寫專著是在這個打基礎上，對他的論文進一步的升華，到寫到教材的時候，他已經(jīng)有點什么呢？有點俯視過去走過的學術道路這種境界了，他要把那些成型的，真正能視為規(guī)律的東西寫到教材當中去了，但是再往前走就是寫奏折，所以我們也體會到，就是真正做智庫研究不是誰都能做的。
他一定是學術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所以我們就提出第二個說法，叫做智庫研究是學術發(fā)展的最高階段，實際上這兩個判斷，智庫研究是學術研究的最高境界，另外一個智庫研究是學術發(fā)展的最高階段，都說這兩個判斷的意思是想告訴大家什么呢？就是學術研究和智庫研究，兩者是相輔相成的，不是分的很開的，兩者之間是有必然聯(lián)系的，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上做智庫研究，實際上是我們做學者的一個更高的追求。大家把這個事情搞明白之后呢，我們的大討論就算有了一定的結果，
我們怎么說呢？應當是2011年7月份接受的這種轉型的任務，到2011年的12月29號正式掛牌，中間留給我們7個月左右的轉型時間。 當然了在這個過程當中是非常高興的，就是很心悅誠服的接受了這項任務，并且比較順利的轉型到智庫的這種體制機制的道路上來，這是一個非常讓人能夠記憶深刻的事情。另外一個記憶深刻的事呢，就是我們的考核，考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過去做單純的學術研究的時候，大家雖然也在非常努力，但是擺設考核，你一年寫了多少東西啊，這個不愿意，學者愿意要一個相對寬松自由的學習環(huán)境，我愿意做就做，可能十年磨一劍，可能二十年磨一劍都是可以的，我在做研究，不愿意讓別人管，但智庫不是這樣子，智庫是有任務的。
我們一直說不是你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偏好什么就研究什么，不是這樣的，它是有任務的，有任務就得考核，要考核就得有標準。你不定量是不行的，當然了我們說的也有質的這種要求，但是質和量之間必須以量為基礎啊，這不容易，這是不容易的，我們也是經(jīng)過了非常激烈的這種討論之后，應當是在半強迫、半自愿的過程當中大家逐步接受了這種現(xiàn)實。
到2014年我們才正式拿出財經(jīng)院的科研工作標準，要求研究員你一年要完成多少多少，副研究員一年要研究多少多少，而且這個時候的要求已經(jīng)不完全是量了，2011年、2012年就提出了量，但是那時候大家接受不是從心理接受的，只是認為它就是一個制度安排，到了2014年大家就已經(jīng)覺得這個事兒必須得辦，而且必須有質的要求，這個質是什么呢？對于智庫而言，我們要求是有獎勵的。你說你這個東西是好東西，不是說的。是要有影響力的，這個影響力特別是在決策方面的影響力，是要有一系列具體的事實為依據(jù)的。
比如說你寫一篇論文要發(fā)表，具體問你發(fā)表到哪個層次的期刊上，不同層次的論文，學術期刊它實際上標志著不同的讀者群，層次越高的這種期刊，它的讀者群的層次越高。讀者層次越高，意味著它對決策的影響就越高，我們就說讓你的論文影響，最有影響力的人，這是最重要的吧，影響普通人是一種影響，影響具有影響力的人是一種影響，潛移默化的去影響最有影響力的人才會對中國的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產(chǎn)生極大的影響，所以這個刊物的層次不是說公立的說法，什么權威期刊、什么核心期刊，都不是這個意思，更重要的是著眼它的影響力，這是一個要求吧。
再有你參會，參加各種會議也有層次啊，是有國家層次的，黨中央國務院召開的經(jīng)濟形勢分析會，有各部委召開的經(jīng)濟形勢分析會，你參加哪個層次經(jīng)濟形勢分析會，又提出過哪些政治政策建議，這都是有要求的。再有你出了這種學術產(chǎn)品，智庫也可以叫學術成果，但是我們更多的把它叫做產(chǎn)品了，因為智庫本身是一個提供決策咨詢類產(chǎn)品的學術產(chǎn)業(yè)，從產(chǎn)業(yè)角度來講它是叫產(chǎn)品，那么你提供的是不是比較貼近現(xiàn)實的產(chǎn)品，你的采納都是什么樣子的。我們的采納都往往是按批示來說的，就是你寫的東西，哪個決策層的，哪位領導看到了，并且感覺到它的重要甚至做出一定的批示了，這些個東西我們是經(jīng)過了一番大討論的，這個事情其實做下來，大家最后我們是有民主投票的方式通過的，可不是簡單的發(fā)一個文就完了，因為學者他就必須得講這個東西。
中國網(wǎng)：得要心悅誠服。
高培勇：對，他得認可，否則你那種硬性的制度規(guī)定，學術研究不像水龍頭一擰開就有的，他是要有他自己的一套規(guī)律嗎，這個是一個，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有這些事情其實說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在轉型智庫的過程當中，我們經(jīng)過一系列的探索，要把這種相對成熟的，比較適合財經(jīng)院院情，匹配財經(jīng)院規(guī)律的這樣一些東西呢，把它轉換成財經(jīng)院的這種體制和機制。就是講智庫建設，建設到底最終實際上是一種體制機制建設，這一點認識我覺得是要把它說話的非常清楚的。
中國網(wǎng)：剛才您說到這個財經(jīng)院的院情，財經(jīng)院肯定是人才濟濟的，您覺得在這么多年的智庫建設當中，通過什么樣的方式，能用起來這些人才，并且留住他們，吸引新的人才進來？
高培勇：就是說仔細想啊，一個機構的運行過程當中，它其實最需要的是人，凝聚人心，不同的這種機構之間的差異啊，我也在想比方說話學術機構，社科院有高校的差異，社科院內部不同研究所之間的差異，不同學科之間的差異，它表現(xiàn)在哪？
有人說研究方向不同，有人說成果的形勢不同，如此等等，或者說工作的任務不同，但是如果能脫出這個研究方向、研究任務學科這種視野的局限，而深入到它的實質層面的話呢，其實我覺得是文化的不同。好像應當說是這樣子，比如說高校有不同的高校文化，研究機構有不同的這種機構文化，所以我倒覺得如果說像財經(jīng)院這樣的智庫，我腦子里最關注的事情是財經(jīng)院的文化建設，一個機構的運行過程當中，必須有大家能夠達成共識的，一些上升到理念層次的東西，這個理念層次的東西是什么？實際上是一個客觀的評價標準。
在財經(jīng)院運行過程當中，剛才說了老百姓的土話，什么樣的人算做成功的人，什么樣的人被看好，說什么樣的人最受尊敬，它得有這個東西，包括你們做網(wǎng)絡也是一樣的，都有客觀的評價標準，這是不同的文化。我們說事業(yè)留人、感情留人等等都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把它落實到什么樣的地方去呢，就是一個評價標準，我們考慮來考慮去提出了八個字的東西，叫做“學術本位，人才中心”。
“本位”這個詞是產(chǎn)生于我們經(jīng)濟學的語言，大家可能知道過去增加在貨幣的發(fā)展史上有過金本位，就是所有的東西你衡量價值的時候，先把它換算成金子，然后用金子去衡量，值一兩金子、二兩金子，是這么一個情況，它和一般的等價物，是一個評價價值的基本標志，所以在財經(jīng)院的這種文化建設當中，要讓大家認可一件事情，在這個地方什么樣的人是最受尊敬的，你以什么來論英雄，我們考慮再三是以學術來論英雄的，你是一個學術研究機構，雖然你研究的主要是智庫方面的研究，但是畢竟是一個學術機構，學術機構就要有學術來論英雄，你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服務于學術的，學術水平高你在這邊就最受尊敬，學術水平相對低你就不那么受尊敬，大家有一個客觀評判的標準，這樣才會把更多的人吸引到你這兒來，你認可這種文化他就愿意在這兒待，如果說這個地方評價各個不同的標準，一會兒以勞動態(tài)度，一會兒以服務態(tài)度，一會兒以這個標準，那個標準是不一樣的。
我體會在生產(chǎn)單位，我在工廠里當過工人，大家對什么樣的人最受尊敬呢？生產(chǎn)能手，技術好，在同樣的時間之內生產(chǎn)了更多的產(chǎn)品而保質保量，在學術機構學術水平應該是這個基本的評價標準，我們說這是打造的這么一個東西，一切一切，你做任何工作都要還原到你對學術做出了哪些貢獻。另外四個字我們是叫“人才中心”，其實一個機構像智庫機構最重要的是要有智囊，智庫是由智囊組成的，沒有智囊那智庫就是一個烏合之眾。
智囊是什么？就好像演藝群體當中的那個角兒，對吧，就是那個角兒，沒有那個角兒是不行的，所以我們講的是學術帶頭人，在學術機構講學術帶頭人。學術帶頭人我們是要把他當做人才的，這個人才在這個智庫運行當中，我們要把它擺在中心位置的，就是作為財經(jīng)院的院長，各種各樣的話你都要聽，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聽學科帶頭人的。
我說過一句話“學科帶頭人跟院長拍桌子是可以的”，為什么？因為這個機構本身就是由學科帶頭人來主導的，你離了一個帶頭人就塌了一個學科，所以他們的意見是最重要的，高校提出過教授治校，其實教授治校也不是所有的教授都治校，是教授當中的佼佼者，學科帶頭人來治校，他掌管著一個學科的發(fā)展方向，所以你說這個財經(jīng)院有誰??？你告訴我說有100個職工，100個職工又能代表什么呢？財經(jīng)院100個職工和其他機構的100個職工有什么差異呢？你得說我這100個職工當中有幾個學科。就好像醫(yī)院的內科、外科一個道理有幾個學科，幾個學科怎么能夠立得住呢？
一定會有學科帶頭人，然后形成一個梯隊，這個學科帶頭人是一個梯隊的靈魂之所在，所有人都能得罪，學科帶頭人是絕對不能得罪的，你必須把學科帶頭人關照好，這就是怎么說呢？這就是本錢，你這個機構的本錢，如果說一個智庫沒有智囊，社會上咱們可以接下來談就是各種的泥沙俱下，各種各樣的質庫，草臺班子多得是，不會是長久的，它也不會是真正有影響力的，所以我們就又加了一個字叫人才中心，讓大家注意到財經(jīng)院是由人來組成的，人更重要的是人才。
一個是學術本位，我們確定了一個評價標準，你是不是英雄都是由這個來評價，第二個告訴你這個地方誰當家，是這個人才，是學科帶頭人來當家。我想打造這樣一種文化呢，只要是真正的學者他就會愿意在這里工作，學者也論金錢但是不唯金錢。他跟商人之間這種差距是吧，他有一個報國之心，論官位但是不位官位，這就和政府機構的官員又不大相同了，你在政府機構里就說處長就是處長，司長就是司長，在這里他不是，行政職務更多的是一種學術資源的調配，更重要的還是論職位之外的東西。
所以當你把學術作為基本評價標準，把人才捧在手心里，那么你說這樣一種文化，我想它就是我們能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最重要的基礎之所在。當然這種文化的建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一兩任行政負責人所能解決的事情，但是你只要是現(xiàn)在打上這個基礎，慢慢的培養(yǎng)，逐漸逐漸的就會形成濃濃的這種學術本位人才中心的良好范圍，我想這是財經(jīng)院將來能夠得以發(fā)展最重要的基石之所在。
中國網(wǎng)：剛才談完了人才這個，可以讓財經(jīng)院得以發(fā)展非常重要的因素以外，資金我認為也是智庫發(fā)展當中不可避免的重要因素，咱們財經(jīng)院在發(fā)展過程當中，有沒有碰到過財政方面的壓力，財經(jīng)方面，就是說錢的問題吧，有沒有財政緊張過？
高培勇：因為我的專業(yè)是財政啊，應當說就錢而言，在任何機構任何人而言，從來都是不夠花的，所以論錢的時候都是相對的，都是和過去比，和其他的機構比，這五年來曾經(jīng)就研究經(jīng)費而言，和過去比有了翻番式的增長，確確實實這幾年財政部很關心社科院的智庫建設，每年會撥大量的經(jīng)費給我們，不講別的就是我們現(xiàn)在這個辦公的地點這是租來的，不是社科院自己的房子，一天一平米16塊7毛錢的租金，你們也都知道在北京的東部這算是便宜的，不是最貴的，東部還有十幾塊錢一平米的對吧，你就想這個經(jīng)費國家財政真的是為智庫建設投入了大量的經(jīng)費，相對于過去我覺得是充裕的，和其他的機構比呢？我們也不算窮，也是要搞研究，大家真的也是有經(jīng)費的，但是要說我們也有不足的地方，就是這個經(jīng)費的運用啊，因為制度規(guī)定這方面的原因，中國建智庫你看原來基本上沒有這樣的提法。
只有到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時候，在中央的文件當中才有一種說法，叫建設一批具有專業(yè)優(yōu)勢的思想庫和智囊團，2014年末提出建設中國特色新興智庫這是總書記提出來的，所以這個經(jīng)費的劃撥過程，經(jīng)費的使用過程呢，自然而然就沒有與它相匹配的制度規(guī)定同時出臺。
在我們運行過程當中就遇到一個問題，智庫研究員有他自身的特點，但是這個經(jīng)費的供給渠道和管理渠道，基本上是脫胎于行政機構和過去其他事業(yè)單位的一套制度規(guī)定，這兩者之間就經(jīng)常會發(fā)生劇烈的碰撞。我們有些智庫研究特殊需要，經(jīng)費就不能保障了，就不能保障了。智庫研究所需的這些經(jīng)費的項目，在可以允許的報銷項目當中，你找不到它合適的位置。
所以我們寧愿是什么呢，有錢而不能用，大量的經(jīng)費趴在賬戶上，而研究人員在研究過程當中的又嗷嗷叫，就是這樣子的，相對來講也是困難。我們總是拿什么聊以自慰呢，就是任何新興事物剛剛起步的時候，都有一個適錯的過程。
既然是新建智庫，而且我們多現(xiàn)在也才只有五年的時間，所以什么是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大家還在探討當中，就允許這樣一個過程與自己相伴隨一段時間，也是反復的、不斷的去呼吁，能夠改變這種大而化之的這種做法，來管理智庫研究經(jīng)費的這樣一些制度規(guī)定，現(xiàn)在有一些突破，但是還不夠徹底，還得慢慢的磨合。
中國網(wǎng)：剛才您也提到了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我就特別想問一個問題，您認為中國特色表現(xiàn)在哪里，然后新型又新在哪里？
高培勇：這兩個詞是蠻有意思的。講中國特色從字面上講，一定是相對于外國智庫而言的，就是我們中國的這套智庫的運行，和其他國家的智庫是有它自身特點的，講新型是相對于中國傳統(tǒng)意義上的智庫而言，都是在變化當中。
所以這五年當中，盡管在最初的時候并沒有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這樣一種概念，但實際上你只要建智庫，不可避免的就要遇到這樣的問題。比如說在中國社科院建設財經(jīng)院，這個智庫怎么辦，你得有一個參照系啊，當初2011年的時候大家對于什么是智庫都搞不明白，我們后來說有智庫運行規(guī)律，那是后來經(jīng)過一段時間這種碰撞才得出來的這種概念，所以得找到參照系，我們找參照系就找不來。
比如說2012年，我們專門到美國、英國考察智庫建設情況，美國的智庫、英國的智庫是怎么建的呢？你看一看它基本上不是政府辦的，財團提供經(jīng)費聚攏了一批人，那么它和政府之間就發(fā)生聯(lián)系，如果說它的產(chǎn)品可以，政府可能會提供給一定的經(jīng)費就會購買它的智庫產(chǎn)品，有的時候根本就沒有購銷的這種渠道。他的研究，他們強調研究的獨立性，也沒有其他方面的這種要求和限制，中國的智庫該怎么建，比如說有人要問你獨立性體現(xiàn)在哪，智庫不獨立還談什么智庫啊，人云亦云，領導說什么你就跟著說什么，那還要智庫干什么呢？
所以我們首先說獨立性在哪，大家就是這幾面磨合下來我們發(fā)現(xiàn)，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在我們這個基本制度的基礎上建的智庫，也講獨立性，不是不講獨立性，這個獨立是什么呢？獨立于自身利益，獨立于各種既得利益，這個是很重要的。我們必須站在事關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展全局角度去考慮問題。
比如說在智庫的研究過程當中，研究征不征房產(chǎn)稅，那么大家也都知道了，研究人員一般都是有房子的，那么把自己的利益擺進去，你肯定說最好不征這個房產(chǎn)稅?？紤]到這個預算問題，預算問題我們說一個國家應該是有預算，而不應該是由各個部門去掌管預算，你要考慮到有些部門的利益，你就會說各個部門也需要有自己的一部分基本財力，這個時候在研究的過程當中呢，我們講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我們財經(jīng)院有個院訓，叫做“為人民做學問”，就是你一上來就得把自己的立場擺好，你是站在什么樣的，憑著學者的良心來做分析啊，提供分析產(chǎn)品，這種良心是什么？就一定關注整個國家的這種發(fā)展，關注人民的這種根本利益，所以你要講獨立的時候，你絕對不是說像西方國家智庫那樣獨立于政府，獨立于黨派，在中國你提出這套根本一天都不能存在下去，對吧，我們就說我們的獨立就是獨立自身利益，獨立于各種既得利益，就是始終以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來發(fā)表研究自己所研究的這種產(chǎn)品，這是在和國外做比較的時候會遇到的一個問題。
和傳統(tǒng)意義的智庫相比，就講新型了，這個新型強調什么呢？在過去的中國雖然沒有智庫，但是卻有一批做智庫的人。中國社科院的前身，往前追溯你不能只追溯到中央研究院，就是民國政府時期，再往前追溯實際上是歷史上的翰林院，中國社科院那個駐地就是原來翰林院的那個地方，共院嗎，就是那個地方，那翰林院是干什么的，就是給皇上出主意的，提奏折的，它不是直接的官僚但是有官階啊，就是翰林院。
和過去有何不同？我們就確實強調學術性，講的學術性，這個學術性是和過去不一樣的地方，比方說過去的奏折，大多是一事一議的，現(xiàn)在國家發(fā)展當中遇到什么問題，皇上有什么需求，讓他們去研究，朝那個折子來，你看到電視劇里、電影里就有這個事兒，擬折子上奏都是這樣子，一事一議的。
現(xiàn)在這個人類社會發(fā)展可不是像這樣的，點子公司所能解決的，中國現(xiàn)實社會也有好多點子公司，我們曾經(jīng)有過點子大王呢，但它是零散的那種，不稱其為智庫研究的情況，所以我們得強調什么呢？得系統(tǒng)化的研究，強調系統(tǒng)化的研究還要強調什么呢？一定要學理支撐和方法支撐的這種研究，沒有這種研究不能談智庫，所以這是和以往不一樣的地方。
再有在此之前社會上大量的各種研究中心，在高校里我曾經(jīng)在人民大學工作很久，那個時候幾乎能做到什么呢？起碼一個教研室就有一個研究中心，一個研究室里就有一個，這是干嘛呢？就是攬課題用的，誰那有什么需求，愿意提供研究經(jīng)費，我們就蓋一個章，把那個拉來，大家找?guī)讉€人就開始做課題就這個成果報上去，這個經(jīng)費就可以作為收入了，過去都是這樣運轉的，現(xiàn)在社會上有好多這樣的，我們稱之為虛體的這種機構，你看到各種都號稱自己是智庫，但是它是三無啊，什么三無??？無固定辦公場所，無固定的人員編制也沒有穩(wěn)定的經(jīng)費支持，它就是這樣隨課題而組織課題組，隨研究經(jīng)費而組織研究的活動，但是這種我們覺得不是中國新型智庫所要求的。
新型智庫所要求的是什么呢？按總書記的說法得從事長期蹲守跟蹤研究，作為一個產(chǎn)業(yè)啊，首先你得有固定辦公場所，你說這個產(chǎn)品提供的好與不好能找到你，你得有一個穩(wěn)定的生產(chǎn)線啊，今天你生產(chǎn)了，明天我找不到人了也不行啊，你得有穩(wěn)定的這種經(jīng)費支持啊，也有穩(wěn)定的研究隊伍啊，我們知道誰領先，誰是研究啊，你找一個研究單位的時候，你要交給它一個研究任務的時候，你得知道是誰在做啊，所以我們說實體性的智庫才是新型的，虛體的它不是。這樣一來起碼咱們就講究兩條，一個是必須是學術性的，第二必須是實體性的，這就是新型，這就是相對于以往的智庫，我們必須著手、著眼建設的兩個方面重要的方面。
所以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我覺得表述真是恰到好處，一方面劃清了我們和其他國家智庫的這種界限，另外也站在中國傳統(tǒng)意義代有智庫研究的基礎之上，就走上了一個智庫發(fā)展的這種新的道路，它是適合當前的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這種實際的。
中國網(wǎng)：以您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這個理解，您認為未來五年中國智庫的發(fā)展，應該是一個什么樣的局面？
高培勇：我是相對來講比較樂觀的。我剛才用了一個詞叫大浪淘沙，當某件事情剛一開始的時候。就是泥沙俱下。大家形成一種“智庫熱”，你看現(xiàn)在連普通百姓都知道智庫這樣一個詞，大家都在躍躍欲試，不管他是不是智庫，不管他是不是智囊，能不能做智囊，他都在躍躍欲試在做這個事情，你要統(tǒng)計中國現(xiàn)在有多少家智庫，那我想它比人口的統(tǒng)計可能都困難，因為我現(xiàn)在知道想做智庫的人，正在打算舉智庫牌子的人有很多很多，還在醞釀期，但是作為一個新興的這種研究領域，或者作為一種新興的特殊研究產(chǎn)業(yè)，它終歸要和世人見面的，丑媳婦你也得見公婆啊，總是要運行、運作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這個提法它不是領導同志拍腦袋就提出來的，而確確實實是中國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到了今天這樣一個階段。
比如說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能講到國家治理才會有對智庫的這種需求，所以市場競爭中國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市場競爭的大的環(huán)境，這個競爭的機構運行一段時間之后，運行過程當中像篩子一樣，就把那些不適合，或者根本就不是智庫的這些機構，不合適又不是智囊的這些研究人才就過濾掉了，過濾掉了之后呢，那么在中國才能真正形成一種智庫產(chǎn)業(yè)。
就好像行醫(yī)是一個道理，我總把智庫比作行醫(yī)，醫(yī)院也是一樣，大家說都愿意開診所，都愿意到醫(yī)院，但是時間長了只有那些真正治好病的醫(yī)生，才能夠有工作可做，只有那些真正有療效的這種醫(yī)院和診所，才可以在社會上立足啊，所以智庫也是如此。往前看呢，一個從量上講，我們說真正的具有一定資質的，我們說真正學有所長，真正能解決問題的這些智庫，可能會得到迅速的發(fā)展，但是其他方面的就不這么稱職的智庫，就會逐步逐步的過濾掉了，淘汰掉了。
這是現(xiàn)在能夠看到的一個大致的局勢，再更深里講呢，智庫本身的建設也會越來越朝著契合智庫發(fā)展規(guī)律的線索上走，就是智庫本身也要研究，智庫究竟相對于一般的學術機構有何不同。我們有一定的說法，叫比照著做，你不能說把學術研究機構的這種運行機制照搬到智庫當中來，那你就別辦智庫了，智庫有它自己的一套運行機制，凡是都要問這件事兒在智庫這個領域究竟該怎么做，那么時間久了我想就是即不同于其他國家，我們所看到的那種智庫運行方式，又不同于在中國歷史上曾經(jīng)就的類似于智庫研究的這樣一種運行方式，新型的體制機制，會在中國得以呈現(xiàn)，甚至會日趨的成熟。
中國網(wǎng)：非常感謝高院長今天接受我們的采訪，也希望高院長帶領下的社科院財經(jīng)院它的這個學術影響力和決策影響力越來越強。
高培勇：謝謝。
中國網(wǎng)：我們今天的采訪到此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