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粹的“三仇”：仇官、仇富、仇專家
民粹以“民”為精粹。這個“民”，是指下層民眾，而不是廣義上的包括各個階層的人民。這個“粹”，就是精華。在價值上，以下層為典范；在利益上，以下層為旨歸。
社會是立體的，總是由上中下各階層組成的。下層的對立面，就是上層。無論什么社會，上層都是那些權力擁有者、財富擁有者、知識擁有者，即官員、富豪、專家。這些人自然成為民粹的靶子，在網(wǎng)絡時代更是這樣。
專家是被民粹指摘最多的。一方面，柿子找軟的捏。知識雖然也是權威，但與權力和財富比，是最弱的一個。是罵了之后，遭到報復可能性最小的一個。另一方面，專家拋頭露面多。因為專長于寫和說，他們的言論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廣為轉載。言多必失，說的多的人被罵的自然也多。近年來，知識界的一些名流幾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評。尤其是一些著名經濟學家，只要他們一有新的言論，就招致網(wǎng)民諸多的，乃至潮水般的非議，難怪有著名經濟學家呼吁要“頂住互聯(lián)網(wǎng)的壓力”。
官員、富豪也是民粹非議的主要對象。在傳統(tǒng)媒體上，政府官員以領導的身份出現(xiàn)，或是報告，或是指示，顯得冠冕堂皇高大上。然而，能引起互聯(lián)網(wǎng)熱議的與政府和官員相關的信息，多是爭議性的甚至是負面的消息。諸如，與民爭利的政策和各種收費，官員的巨額財產和生活丑聞等。近年來夾雜著各種形式的丑聞，一些地方官員屢被互聯(lián)網(wǎng)追擊，有些還因為網(wǎng)民輿論的壓力而檢討或丟官。互聯(lián)網(wǎng)上富豪也處境不佳，許多網(wǎng)民懷疑他們財富來源的合法性，指責他們奢侈的生活方式等。
二、民粹的“兩求”：求民生、求民權
反對與訴求是一個銅板的兩面。民粹給人突出的印象是反對，但它們也有自己的訴求。
這個訴求首先是民生方面的。哲人說過，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民粹的立足點是平民的利益。民粹主義興盛之時，必定是平民利益失衡之時。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社會貧富差距有所擴大，無論是跟縱向的歷史比，還是跟橫向的全球比，都非常刺眼。社會分化歷來是民粹主義的土壤，在一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國度，更是如此。這些年來，有些群體在改革中承受了巨大的壓力，蒙受了巨大的犧牲，生活在社會的邊緣。有些群體雖然絕對生活有了改善，但感到社會不公、利益相對受損。不平則鳴，不公則爭。仇富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希望自己富有，而實現(xiàn)的方式就是劫貧濟富，在分配、社保方面維護底層的利益。
這個訴求也是民權的。社會不僅是財富的不平等，也是政治權利和話語權的不平等。民粹有經濟訴求，也有權利訴求。眾所周知，中下層民主意識的啟蒙和發(fā)育的時期，往往是民粹最容易爆發(fā)時期。在民主發(fā)育還不成熟之時，民粹相伴著民主，幾乎是所有國家的一種宿命。中國最近幾十年現(xiàn)代化迅猛推進，經濟水平提升、教育水平提升、國際視野擴展、社會流動加快，這些蘊含民主的內在因素都有著從量到質的飛躍，這是中國民主發(fā)展不可逆轉的基礎。中國主流意識形態(tài)也不斷強調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在這種情況下，當今中國民眾的民主、民權意識顯著提高。然而，政治現(xiàn)實與政治理想有很大的距離，民主意識以民粹的形態(tài)表現(xiàn)出來不足為奇。與官員爭政治權利，與專家爭話語權，就以各種方式發(fā)酵了。
三、民粹的“兩過”：過均、過急
社會下層有更多、更平等的權利，這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從這個角度，民粹的訴求似乎沒錯。然而，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fā)展。過和不及都是不對的，過猶不及。民粹的訴求在于“過”，脫離時代的過均和過急。
過均是指平等性方面?！熬毟弧弊怨乓詠砭哂芯薮蟮母姓倭?，似乎占據(jù)了道德上的制高點。源自下層的革命或政權，當然將之作為合法性的基礎。即使社會上層的統(tǒng)治者，也要不時拿出這個口號、這面旗幟，或是籠絡人心，或是平息民怨。然而，社會公平總是歷史性的。民粹“過均”的訴求過于理想化，脫離了現(xiàn)實基礎，要么不能實現(xiàn)，要么出現(xiàn)扭曲的訴求。由于社會發(fā)展的限制，追求過均的目標，往往做不到將下層提升到上層的水平，而只能強行要求上層向下層看齊，即所謂的官員與百姓一樣的權力，富豪與百姓一樣的生活，知識分子來個“工農化”、做“大老粗”，這是違背歷史進步的。
過急是指速度，總想一下子達到既定的目標。社會發(fā)展是持續(xù)的、緩慢的，社會改變也是持續(xù)的、緩慢的。在常態(tài)化的社會中，過急的要求總是伴隨著巨大的社會變動和撕裂。零和還是雙贏？欲速則不達，社會進步的理想是帕累托效應。
四、治理民粹的“道”和“策”
盡管傳媒上經常使用民粹主義，盡管現(xiàn)實中民粹思潮此起彼伏，但是中國官方對民粹主義持審慎態(tài)度。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公開的重要文獻中，無論是黨組織的重要決議，還是領導人的重要講話，都沒有使用過“民粹”這個詞。從道統(tǒng)上，社會主義與民粹之間，剪不斷、理還亂。它們在理論、歷史和現(xiàn)實中，既有不時的交集，又有重大的分野。
我們擔心公開批判民粹，會被利用和傷及社會主義。而如不警惕民粹，會殃及國家治理。所幸我們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積累了一些克服民粹主義的重要資源。一是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民粹歸根到底是脫離實際的思潮。一切從實際出發(fā)，不超越社會發(fā)展階段，用理性克服民粹的情緒化。二是制度化法治化的治理方式。民粹思潮好沖動，走極端。而制度和法律都是經過經驗積累和長期思考的，它們具有“冷”的特質，正可給民粹思潮降溫。三是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個人崇拜與民粹主義往往是一個錢幣的兩個側面，它們往往是相互需要和相互強化的。
對民粹思潮要泰然處之、淡然處之，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社會多元思潮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制衡，是正常的社會生態(tài)。人上一百，五顏六色，何況是千千萬萬人構成的社會。那種要社會只存在一種思潮，動輒消滅某一種社會思潮的想法，不僅是偏激的，而且是危險的。存在的都有合理性，思潮只是社會生態(tài)的表層，只要基礎還存在，就難以消滅。在中國這樣一個轉型之中充滿社會復雜性的國度，民粹仍然有著巨大的市場。當然，當今中國是一個開放和多元的社會，當政者要兼顧社會的各方面意見，對民粹思潮適度控制，防止偏激，防止被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