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晶：中國經濟改革的大邏輯

1978年，中國經濟改革拉開序幕。迄今30余年，中國經濟改革創(chuàng)造了舉世矚目的增長奇跡。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是一份向世界宣告中國改革再出發(fā)的行動綱領。

中國經濟改革無論過去還是現(xiàn)在，都在爭議中前行。全面總結中國經濟改革還為時尚早。不過，30余年的改革畢竟為我們準備了極其豐富的經驗素材。藉此，我們可以管窺中國經濟改革的路徑及其背后隱含的大邏輯。

首先，改革本身是有周期的。改革往往是不得已而為之，體制、制度有惰性，世界與中國莫不如此。上個世紀70年代末的那場改革，源于中國經濟社會到了崩潰的邊緣。當時的全社會都在呼喚改革和變化，改革的動力來自那種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興奮和激情，由此所煥發(fā)的改革動能無與倫比！經歷30多年，改革動能與改革紅利基本上消耗殆盡?，F(xiàn)在是到了改革的一個低潮期，也是改革的一個攻堅期。這就是為什么改革要再出發(fā)，改革共識需要重建。

其次，經濟改革離不開其他領域的改革。改革是個系統(tǒng)工程，需要相互配套、協(xié)調，總體推進。如果只是經濟改革單兵突進，往往會造成孤軍深入，弄不好前功盡棄。特別是，局部的、碎片化的改革，常常是顧此失彼、相互掣肘，甚至會造成制度摩擦。制度變革本質上就應該是整體推進的，否則，就會產生巨大的制度運行成本。因此，中國經濟改革需要與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文明等領域的改革齊頭并進，進入“五位一體”的全方位改革新階段。

第三，處理好改革、發(fā)展與穩(wěn)定的關系。中國轉型與發(fā)展的歷程本質上是改革、發(fā)展與穩(wěn)定三者統(tǒng)一的進程。盡管這么做可能會犧牲一些效率（比如改得不太快，因為考慮穩(wěn)定問題而制約了改革速度），但是最終實現(xiàn)了長期的持續(xù)增長。只有社會穩(wěn)定，改革發(fā)展才能不斷推進；只有改革發(fā)展不斷推進，社會穩(wěn)定才具有堅實基礎。離開社會穩(wěn)定，不僅改革發(fā)展不可能順利推進，而且已經取得的成果也可能會喪失。這就是為什么中國會選擇漸進式改革，會允許雙軌制的存在，會容忍由此所帶來的套利與效率損失。這些問題常常為人所詬病。特別是，一些集團利益的固化也被認為是這樣一種不徹底的改革所帶來。然而，與休克式療法相比，人們會發(fā)現(xiàn)，中國能夠取得長期穩(wěn)定增長的局面，恰恰是和堅持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的統(tǒng)一從而實施有效的改革路徑有著密切的關系。這種三維的統(tǒng)一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強調效率的一維視角迥然相異。

第四，改革的實踐邏輯與理論邏輯相吻合。中國改革并沒有以西方主流理論為遵循，而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指南。中國改革的實踐往往走在理論的前面，甚至會改寫理論。當然，這并不表明中國改革是沒有理論邏輯的。改革的歷程顯示，中國不是“碰巧”成功了。農村改革、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發(fā)展、國有企業(yè)改革、市場體系建立、漸進有序開放、通過自貿區(qū)來嘗試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協(xié)定（TPP）的高標準，等等，這些實踐都蘊含著中國改革的智慧，而其中自有理論邏輯在，是符合理論解釋的。這個理論邏輯就是：一方面把握改革初始條件的特殊性，立足于中國國情；另一方面，積極融入全球化，主動適應和契合世界發(fā)展的潮流。以這樣的邏輯推動各領域改革，實際上也超越了漸進與激進的爭論。

第五，改革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改革初期以摸著石頭過河為主，是因為改革藍圖不清晰，經驗積累也還不夠豐富，從而“頂層設計”的色彩會弱一些。隨著改革的推進，特別是進入深水區(qū)，頂層設計變得尤為重要。基層探索囿于地方，有因地制宜的好處，也易造成改革的碎片化，缺乏系統(tǒng)性與協(xié)調性，需要頂層設計來全面統(tǒng)籌。這些頂層設計涉及改革的理論準備、改革的全面布局、改革的機制設計等方面的內容。強調頂層設計并不是要舍棄摸著石頭過河?，F(xiàn)階段改革情況非常復雜，需要摸著石頭過河來探索路徑、積累經驗（比如混合所有制與國企改革）。對那些必須取得突破但一時還把握不準的重大改革，要鼓勵和支持一些具備條件的地方先行先試，把風險和影響控制在局部范圍。

第六，持續(xù)改革與全球改革競爭。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這顯然并不僅僅是針對中國這樣一個制度還沒有成熟、定型的國家。其實，即使是成熟市場經濟體比如美國，改革也是不斷進行的。從全球范圍看，制度的競爭以及為獲得制度優(yōu)勢而衍生的改革競爭將是一個常態(tài)。從制度經濟學角度，推動內在制度和外在制度演化的因素，不僅有對國際貿易和要素流動的被動反應，而且還有為更好地競爭市場份額和動員生產要素而對制度進行主動的調整。全球化已經導致了“制度（或體制）競爭”。特別需要指出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再平衡、結構調整與改革成為全球發(fā)展的主旋律。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對中國的改革作了全面部署，而美、歐、日也紛紛推出結構性改革計劃與長期增長戰(zhàn)略，改革競爭的序幕悄然拉開。

能否持續(xù)推進改革是一個國家能力的體現(xiàn)。愛德蒙·伯克（Burk,1790）在《法國革命的反思》中說：一個國家若沒有改變的能力，也就不會有保守的能力。沒有這種能力，它將不免冒著一種危險：即失去其體制中它所最想保存的部分。這是從最深層次揭示出改革的原動力：我們不斷地改革，正是為了“保有”社會主義制度的不變色。

在全球制度競爭與改革競爭的大背景下持續(xù)推進自身改革，可以說是中國改革最重要的邏輯。小平同志在上個世紀80年代曾說過：改革的意義，是為下一個十年和下世紀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續(xù)發(fā)展的基礎。沒有改革就沒有今后的持續(xù)發(fā)展。所有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紀的前五十年。這件事必須堅決干下去。